《诗经》是世界第一本调研报告

李后强  卢加强

摘要：《诗经》采集本身即是社会调研活动，以调研报告的特点研究《诗经》，包括调研人——“采诗者”出现的背景、调研的地理和时间、调研的社会生产状况、调研的社会生活状况、调研的逻辑观点、调研的社会价值。《诗经》作为一部社会调研报告对各个学术领域具有重要文献意义。

关键词：《诗经》调研报告  社会实践

一、《诗经》“采诗者”社会调研模式出现的社会背景

《诗经》的采集方式本身即是社会调研。《汉书·艺文志》中便有关于采集诗歌官员的记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这种社会调研的目的可以总结为“陈诗以观民风”，其中传达了统治者这样做的缘由，通过采集民歌的方式，不仅可以达到保存民间歌谣的目的，更主要还为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信息，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同理，民歌关照民心，从民歌里统治者可以发现并掌握民众的需求，从而更好地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善于纳谏，善听民意，爱惜贤才，他收集信息的途径中，民间采集占据了重要环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始称《诗经》[1] ，基于对下层民情了解的渴望与迫切，西周的统治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并为此举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汉书·食货志》对采集诗歌的描述比较精确，出现了“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的场景，然后“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意思即是说春天时分，人们走出屋舍，到田间去耕作劳动的时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传统的译文其中有一点需要更正，“行人”事实上是这项社会调研活动的管理者与实施者，真正下访走动于民间的人是一批常年在基层的“采诗者”，所以包括西周官吏“太师”也和“行人”的性质一致，都属于管理者。《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记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正是这些基层的“采诗者”长年奔走于乡野，收集各类民歌，由此才形成了一条民情上达朝廷的通达道路，所谓“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便是如此。

关于《诗经》设置采诗官的这种调研方式，在《诗经》本身即有作品体现，《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这里说的“駪駪征夫”中的“征夫”表明了该章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征人[2] ，所说的“咨询”方式便是派遣官员亲自下方民间，所谓“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反复吟唱，表现了采集者的孜孜以求，广纳良策的身影。这种采集方式本身也是《诗经》作品素材的采集方式，在那个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时代，这种亲自下访民间，走入田野的调查方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民间的声音，收集到较为综合广泛的信息。

二、《诗经》调研的地理及时间

诗经的时间跨度约五六百年，其分布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据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所以其中收录的诗大致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

《诗经》中包含很多地理信息，包括地理环境面貌、物候经验、天气现象、聚落与城址等，反映了那时的地理状况及人们的认识水平。诗经中的《风》《雅》《颂》包含了不同主题，而最能体现地域风景的当属《风》，其中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雅》《颂》两部分则集中于陕西和河南之地。采诗者正是在这些地方辗转奔走，将地方的风貌与民间的声音记录了下来。

在地理环境面貌方面有如《大雅·韩奕》中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孔乐韩土，川泽。鲂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意思分别为：巍巍梁山多高峻，大禹曾经治理它；身处韩地感到快乐，川泽遍布，水源充足，鳊鱼、鲢鱼肥又大，母鹿、小鹿聚集一处，山林中有熊有罴，以及山猫与猛虎；珍贵貔皮作贡献之物，赤豹黄罴也上呈至京城。

诗中涉及的地理信息为梁山，关于梁山，有些说法说它在陕西省的韩城，也有人说就是今天北京的石景山，但到底在何处确实暂时无法定论，但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宽广的河流和众多的湖泽，里面有众多的鱼游来游去，一群群鹿遍布原野，还有棕熊生活在森林，如此足以让人们了解诗经时代有怎样的地理风貌。

关于地理对于诗经内容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诗经》所收集的全都是乐歌，十五国风的分类其实也就是乐调的分类，而地理因素则是其产生与分类的基础，当然，不同的地域文化，自然会衍生出不同的乐调，先秦时期由于交通不便、山川相隔，很多地区和国家很难做到互通有无。所以王朝采诗的乐官在全国各地收集民间诗歌，接触到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民俗以及各地方言口音。而伴随国家疆域的开阔，周边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音乐口音、民俗地理也就融入到乐官所采的诗歌当中了。

在诗经地理研究上值得关注的还有其诗歌的排序，由于地域不同，政治影响力也不同，在十五“国风”中，属于姬姓王国的国风较多，姬姓大国在编排上就会在前列。而异姓诸侯国或因开国之功、或因东迁保驾，也会居于前列。由此可见，从地理出发，看到诗歌排序的不同，从而追溯到地理背后的额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区别也是《诗经》编排的重要因素。

三、《诗经》调研的社会生产状况

诗经是对于当时自然、农业社会的调研，是对当时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农作物、农具等生产力状况的真实反映。

诗经之美源于自然，植根于那些花草虫鱼、青山绿水。其中大量的篇幅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国风·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蒹即是没长穗的荻，其形状似芦苇，生长在山坡草地和水边湿地，其嫩芽还可以当作蔬菜食用。而葭又是初生尚未秀穗的芦苇，生长在浅水或低湿潮润的地方。《国风·豳风·七月》中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其中提到的蘩，便是一种名曰白蒿的香草。还有《国风·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提到的葛、萧、艾。

诗经中如此类植物的引用不胜枚举，这些植物从生产生活的角度来看更像是农作物或者可以采来用作生产的植物，少有纯观赏性的植物，大都是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相关联的，因此由此会发现诗经中植物和农业相关联，进而把目光聚焦到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上，引出一系列诗经中农业的思考，包括农具、劳作方式、农作物等等。

根据诗经的描写，诗经时代实行的是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周颂·载芟》中描绘的“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的画面，以及《周颂·噫嘻》中：“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的记载，都能看到耕作场面的浩大，其中提到的“耦”是指二人合力并耕，因此“耦”这种耕作方式是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场面相关联的。

农具方面更是丰富，不仅有常见的耦、钱、锸、镰、刀、铚、艾，还有新的工具，《载芟》云：“有略其耜”，《豳风·七月》又云:“三之日于耜”，《臣工》云:“庤乃钱镈”其中的耜、镈，便是当时较为新型的农具，耜类似于现在的锹，镈是一种锄草的农具。农作物方面主要涉及黍、麦、粟，其中黍出现的篇幅最多，“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等都提到了黍，粟，即现在的小米，在《小雅·小宛》、《秦风·黄鸟》、《豳风·七月》均有提及，《鄘风·桑中》、《王风·丘中有麻》中出现了麦这一作物。除开这类主食，还有其他的农作物，《豳风·七月》中“七月烹葵及菽”的葵，《大雅·绵》：“周原膴膴，菫荼如饴”，其中的饴，甚至还出现了香料的描写， 《国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中便是当时周朝人使用椒类香料的证明。

同时，诗经中的植物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诗经》中，植物作为一种内在心神演绎变化的象征进入诗歌里，是人附加给植物以所谓人存于世的命运感的波动。[3] ,所以诗经中的植物又在作为农作物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高度。

诗经的内容具有社会价值，从文本本身出发可以窥探到当时的农业状态，其中较为丰富的叙述描写也为今人了解诗经时代的生产生活状态提供了重要参考。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史》（初稿）上册选定了《诗经》作为内容之一，其中包括了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生产过程集体性质、生产工具状况、农业技术及其成就等方面，其中农业技术及成就一节具体还包含了农作物种类，耕作制度和方式，田间技术，园圃经营，渔猎、畜牧技术的记录和整理。福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学史》（修订本）同样收录整理了《诗经》中的农业详况，包括了《诗经》中所反映的农业经济、农具耕作方式、《诗经》中的农时、土地利用和土壤耕作、作物栽培及田间管理、园艺、畜牧和蚕桑等。所以《中国农业史》对《诗经》的引入借鉴，证明了《诗经》已作为社会调研报告为农业史发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对研究中国农学有重要参考意义。

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状况聚焦于农业生产的各种面貌，因此诗经很多的劳动场面都是关乎农业生产的，因此诗作呈现的状态就是农事诗、田园诗的意境，《诗经》的农事描写，成为了后世田园诗人素材灵感调研的重要来源。虽然后来田园诗在陶渊明的笔下获得全新的生机，但是其发端并非陶渊明，而要追溯到《诗经》，包括四时农田的描述也发端于《诗经》，《豳风》中便对不同时节的农事状况做了阐述，可以说后来的田园诗是在《诗经》所营造的和谐的田园情景上发展起来的，对于陶渊明来说，在他创作田园诗的素材灵感调研来源方面，《诗经》一定占据着重要位置，比如《国风·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表现了女子劳动中的怡然自得，优哉游哉的轻松快乐的场面，这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传达的闲适轻松的氛围有相似之处，《十亩之间》已经早在陶渊明之前便展现了悠然的田园风光。

四、《诗经》调研的社会生活状况

诗经是一部对当时政治、兵役、爱情、风俗、祭祀、礼乐等社会生活状况调研的百科全书。诗经中关于社会生活的诗歌类型，主要包括了政治怨刺、兵役诗、爱情诗。

在政治怨刺方面，最熟知于大众的是《国风·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将剥削阶级比作偷食粮食的硕鼠，隐晦委婉地表达了对剥削阶级的憎恶。

在兵役诗方面，动人的《国风·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诗开头就说“君子于役”，说明作者心中时时想着的就是这一件事[4]，以妻子对远方服役丈夫的思念之情，委婉动人地传达了兵役带给人民的悲愁苦楚。《诗经》中的兵役诗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可以分为正义情感体验、哀伤悲楚情感体验、讽刺愤懑情感体验。

（一）正义情感体验

例：小雅的《六月》、《出车》、《采芑》，大雅的《江汉》、《常武》，秦风中《小戎》《无衣》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自问自答的模式，慷慨畅快地抒发了同仇敌忾的壮志豪迈。

（二）哀伤悲楚情感体验

例：《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均表达了兵役带来的忧愁情感，又如《豳风·东山》反映士兵的厌战情绪，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

（三）讽刺愤懑情感体验

例：《唐风·鸨羽》中“父母和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鲜明地表达了农民由于徭役而不能种地养活父母的内心的愤懑控诉，《小雅·黄鸟》运用类比起兴，表达着对剥削阶级的愤懑和对社会的批判。

在爱情诗方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等等，都是绝美的爱情诗歌。《诗经》中的爱情诗大致分为四大类：以物定情、邀约相会、相遇钟情、求爱思恋。传统文学角度对于诗经爱情诗仅仅作字辞研究或情感的分析，而从《诗经》作为社会调研报告的角度切入，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民间价值观、审美追求的研究视野。《诗经》中表达爱情的诗主要分四个类型：以物定情、邀约相会、一见钟情、求爱思慕，具体如下：

（一）以物定情：

诗经中用涉及定情信物的有《卫风·木瓜》的木瓜和琼琚、《邶风·静女》中的彤管、荑。《郑风 溱洧》的芍药和蕳、《召南 摽有梅》的梅、《召南 野有死麕》的朴樕与鹿，将这些信物分类大致可以确定为植物、动物、玉石三大类。玉石作为定情信物不难理解，自古至今，玉都是非常美好的象征，玉的温润，玉的洁净，玉的通透，都可以传递有情人之间的真挚，对古人而言，玉还是身份象征的贵重之物，用玉石作为信物，便可表达愿与对方携手同心的坚定决心。《郑风·女曰鸡鸣》中“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也描述了男子将所佩之玉赠与心爱之人的情景。

除了玉石之外，将动物、植物作为定情信物的行为背后传递了西周民间人民朴素的审美追求。如《召南 摽有梅》的梅、《邶风·静女》的彤管、荑 ，《郑风 溱洧》的芍药（一名辛夷）和蕳（兰草）、《召南 野有死麕》的朴樕与鹿等。通过这些定情信物，折射的是西周社会民间的精神审美和爱情观，动物、植物来源于大自然，在西周人心里，它们是简洁淳朴的，所以反映了百姓心中对朴素纯净真实的美的追求。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在西周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什么样的物品才是爱情的象征，通过这个物品的特征又能够分析出人们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诗经》作为一部社会调研报告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邀约相会：

《郑风·有女同车》、《郑风·山有扶苏》、《郑风·出其东门》、《陈风·东门之池》、《邶风·静女》等作品描绘了青年约会相邀的美好场景，表达了原始自然的朴实爱情。

（三）一见钟情：《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除此之外还有《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直白勇敢的表露了一见倾心的爱慕之情。

（四）求爱思恋：《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不仅仅重章复沓，而且是循序渐进，情谊和爱慕层层递进，娓娓道来，表达了“彼其之子”的美好动人的样子。同样还有《秦风·蒹葭》中的反复的“溯洄从之”“溯游从之”更是动态地表现了对心上人的思慕求爱。

关于风俗，《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讲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人们以美酒和羔羊来酬谢神灵，祈求保佑赐福的风俗，这也涵盖了祭祀的意味，而真正意义上讲祭祀的《颂》，如《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便是祭祀文王的祭祀诗。

说到礼乐，应当从诗经中的宴飨诗来看诗经的礼乐文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伐木》，《天保》等，都描绘了热闹的宴饮画面，如“三爵不识,矧敢多又 ”说的这即是周礼礼制中的的三爵之礼，可见，礼乐文化也涵盖在了诗经中。

因此，《诗经》可以说是一部反映社会的社会史材料，胡适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也曾提到，《诗经》中的诗歌是抒情的文学作品，并非经学的东西，而是社会民间的民谣，是当时时代的真实反映，他明确提出“《诗经》不是一部经典”[5]。所以即便后来的诗的创作中也有很多来自《诗经》的意象和元素，李白的《越女词》中“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便取自《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又如《孔雀东南飞》中的“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和《卫风·氓》中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及李商隐的“金蟾啮齿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也正应证了《齐风·东方之日》中的“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已成为了后世人们创作调研的重要信息来源。

五、《诗经》调研的逻辑观点形成

整个《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主题内容各异，《风》主要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爱情、劳动等事物的歌颂吟咏，也有思念故乡及反对压迫的愤懑主题。《雅》主要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讽刺诗在其中较为集中，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宴会乐歌、祭祀乐歌等。《颂》大多是歌颂祖先的宗庙祭祀主题。

纵观整个诗经的语言风格，和谐雅致，淡定从容，没有尖刻的批判，也没有入骨的怨怼，即便有表达怨刺的诗作，也仍然是和谐的，没有推翻与起义的情感色彩。因此诗经的语言逻辑是中庸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诗经内容的中庸

《硕鼠》、《君子于役》这类带有一定怨刺情绪的诗作，都是从侧面来表达深意的。《硕鼠》不过是描述了对于大田鼠偷吃粮食的抱怨，但却是暗喻剥削阶级压迫行径的表达，而整篇语言反而充满了一种故事趣味性，不带有怒意和愤懑，显得小巧雅致。《君子于役》写女子的思念和心声，但没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那种深愁，反之还是满怀希望和期盼的，君子于役，君子于役，就像在呼唤远方的爱人，背后兵役带来的这种悲苦被深情冲淡中和了，留下的是极具音律美和爱情美的画面，语言上表达上再次达到中庸和谐，优雅精巧。《诗经》中庸的魅力在于，即便是如《无衣》这样的类似战前誓师的慷慨豪情之诗，文字读来仍然是温婉清朗，儒雅动人，明明是铠甲金鳞映斜阳的壮阔，却又具备“缓带轻裘”的沉着内敛。

（二）采集者和原作的中庸

前面已提到诗经的采集是有专门的采诗官的，那么这些采诗人采集整理诗作的时候是否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主观思想呢，一般来说，或多或少都会融入主观意志进行完善或小小的修改，但是这种个人观点的融合，并未破坏诗经整个和谐安静的节奏，所以成果《诗经》既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又融入了一定的个人观念，但总体和谐中庸，不失偏颇。

《诗经》这种中庸和谐的特点有其渊源，《诗经》中是包含了孔子的思想元素的，孔子与《诗经》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整理《诗经》，在《诗经》的内容中，已经体现出了孔子“爱人”和“仁政”等思想。从《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观察，会发现孔子很多的尚礼的思想与《诗经》有相似之处。所以不得不说，孔子的思想和《诗经》的思想是有交织和照应的。可以说《诗经》照应了孔子思想，孔子思想又继承了《诗经》的一些特征。

在《论语》中能够看到很多《诗经》对孔子产生影响的痕迹。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其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来自《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其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即出自《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为人处世之道中，《论语》仍然吸收了《诗经》的精髓，“驷不及舌，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此句强调了说话谨慎细致的重要，而在《诗经·小雅·小旻》之什·巧言》中说到“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之。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其中强调了对于话术的甄别和运用应当如何，这种影响融入了孔子对于说话的观念中，也为其“慎言”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所以对《诗》的解读，是我们踏入“孔门”的一个途径[6] ，读懂了《诗经》的深意，也就能更加容易领会孔子的学说。

其实传统观点讲孔子对《诗经》进行了修订整理，这样的说法大多都还是主褒义色彩的，然而孔子在整理《诗经》的时候，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要诗经来更好地支撑他的教化理论，因此多多少少会让自己的思想意志带入到整理当中，因此《诗经》在内容的甄选和顺序的排列上，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孔子的影响，但也正是因为孔子的整理和宣传，才使得《诗经》更加地广为流传，千古不衰。

因此，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主体影响客体，《诗经》之所以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对《诗经》进行了整理编写，对《诗经》思想进行了提纯和完善，所以孔子对诗经的思想内容产生影响，孔子将其作为教科书，也有利于《诗经》的传诵。另一方面，客体反作用于主体，孔子在编写诗经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熏陶和影响，《诗经》对孔子自身的思想起到提升润泽的作用，因此《诗经》又影响了孔子后来思想的形成。《诗经》与孔子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六、《诗经》调研的社会价值

《诗经》调研含有巨大的“信息量”，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其中305篇作品，更包括每个作品背后的巨大信息量，涵盖了西周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等信息，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从政治角度角度而言，《诗经》不仅为当时统治者服务，可以说《诗经》是后世研究西周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在经济方面而言，其中的农业、农作物、农具的发展状况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其民俗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在民俗意义方面，其中的恋爱、婚姻、祭祀等价值观都可以作为参考和研究。在军事层面，其中大量的徭役诗、兵役诗，以及描述成功战役的诗作也为军事与人民的关系的思考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诗经》的研究众多，从孔子到朱彬，再到胡适等都对诗经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很多学者贤士对诗经功能性或文献价值的评价中，都应证了《诗经》作为一本社会调研报告的社会作价值功用。

先秦时期，孔子作为第一个评论《诗经》的人，他着重强调的就是《诗经》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作用，孔子特别重视“诗教”，即特别重视诗词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7]。“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诵读《诗经》三百篇，而交给他政务时，却不能胜任；派遣他出使四方之时，却不能独立应答，这样的话就算读书很多，又有什么用处。所以，孔子强调的是对待《诗经》，要穿过文本本身，知晓背后的社会价值，领悟其中的人情事理并且转换为自己的处事之道，这样才是学到了《诗经》的真谛。这在孟子的观点也有相同阐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里“文”指诗的形式，“辞”指诗的内容[8]。所谓的以意逆志便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诗经》的表面文字去推断背后作者的情感和要反映的社会现实。

即便到了清代，朱彬对于《诗经》的研究仍然体现了挖掘社会意义的态度，他强调的是微言大义，并不拘泥传统字辞的考据，他的论述中体现了社会人文关怀，将诗经作为一种社会调研报告来对待，对于其中所论述的现象，他予以民生关照。《小雅·正月》说：“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这句话的意思强调的是如果天命已定，那么不管谁的抗拒都没有用，然而朱彬从这一民生现象或民间心声中提炼出了劝勉警示的深意，他认为“此言人定则能胜天，非天之果能胜也”，表达了天命虽然无常，但总是仁爱百姓的，降下灾乱是为了让人君能自我反省，如果人君懂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以正王德，天命就会回而嚮之[9]。但本质上仍是关照百姓民生的，当灾祸降临时，只要人们能够懂得敬畏，谨慎行事，自我反省，那么就会转灾为吉，改变逆境。

近代胡适认为要打破传统，用文学的观点来阅读《诗经》，并且用全新的方式来研究，即运用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方法来研究《诗经》，他反对单纯用经学的观点和态度来研究《诗经》，胡适关于诗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读经评议》《诗三百言字解》《谈谈诗经》等，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以见他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诗经》中描绘的现象，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关雎》的描写在胡适看来，实质上是体现了初民时代的男女求爱的社会风俗，抒发了“无名诗人”内心情感的诗作，并非一首肤浅的婚恋诗。

除了中国的先贤和学者对于诗经有社会学的研究，国外的汉学家对《诗经》的研究也体现其社会价值，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就对《诗经》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其著作《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的绪论中就可以看到葛兰言运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法来进行研究[10]。葛兰言极具创新地在《诗经》开展“田野调查”，把《诗经》当做“民间田野”进行社会分析，来阐述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和民间信仰形态。葛兰言在著作中将《诗经》的主题分为了三大类，分别为田园主题、乡村爱情、山川歌谣，在其中探寻到了关于西周政治、礼乐、风俗、宗教等文化，可谓开拓了诗经作为文学的一贯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综合的视野。同时还有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他从方言学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其《诗经研究及诗经的韵律》便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此角度入手可以突破传统的诗经研究，而方言和音韵角度切入诗经也可以打开诗经时代的民间社会的语言窗口，更加全面地了解西周社会。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调查研究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易》记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以看作是原始人的数字调查，也就是最原始的调查研究。《周礼》记载，我国夏朝时，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家族，都有专管人口统计的官吏，每年要区分城乡、性别，对人口进行统计，登记人的生死变化，每三年要形成一份正式的调研报告，并一式两份送官府归档保存。《后汉书》记载，在大禹治水时代，我国的人口是13553923人，土地是2438万余顷。这说明在4000年前，我国就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调查。《孙子兵法》中，把调查研究作为胜利的法宝，做好“知彼知己”的调查研究，方可成为“百战不殆”的常胜之师。《商君书》中写道：“强国知十三数。欲强国，不知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鞅提出调查研究是一个国家要强盛之路。而世界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在金字塔建设中，对人员、石料、场境的记录，是最早的关于重大项目作调研活动的记载。尽管古代调研活动与现代社会学、管理学中的调研活动相比还处于简单的初级阶段，但其实质已是一脉相承。《诗经》作为流传至今一部诗歌总集，其调查研究的出现，既有其更远古的历史源头，又将古代调查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诗意不但不会掩盖调查研究的本身，反而是诗歌的传唱，把这部悠久的调查研究报告保存了下来，使之成为世界最早的一部“调研报告”。

结语：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和传统意义的诗不完全一样，它是一本融合了社会学的百科全书，是西周上层政治通往更科学、更广大未来的宝贵经验，也是守护普通老百姓心灵家园的一轮明月，它是无故事情节线索的史诗，也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是统治阶级触摸民情民意民风民俗开启的一个社会学密码，更是民间大众生产生活催生的一部珍贵文献，是创作客体和调研主体共同完成的世界上第一本调研报告。（此文已经发《当代社会科学》英文版2022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田俊杰.《诗经·皇皇者华》的错简现象辨析[N].江汉大学学报，2013.

[3] 李慧 李文军.《诗经》中的植物漫谈[R].

[4] 赵逵夫.《王风·君子于役》读赏[J].2011.

[5] 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雯雯.孔子在《论语》中对《诗经》引用及其价值[J].赤峰学院学报，2016.

[7] 晏震亚.诗经研究概述

[8] 韩明安.历代诗经研究述略[J].学术交流，1988.

[9] 刘伟.清代朱彬的《诗经》研究[N].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10] 朱丁.试论葛兰言《诗经》研究方法的得失[J].重庆社会科学，2002.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加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