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经》的研究，中外学者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相关的研究文献近年来更是屡见叠出，其中当然不乏新的创获。但即便如此，《诗经》研究的视野、角度和细处考辨，也还有很多待发之覆。作家雍也继《回望诗经》（2021年6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之后，深研细磨，纵横比较，再一次推出了《从诗经出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这部《诗经》研究的开创性力作。

和《回望诗经》的体例不一样，《从诗经出发》显然有雍也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具体到笔法，如果说前者更注重文化随笔的漫谈与杂说，那么后者则更具有思想者广博的比较视野和深湛的哲学思考，尤其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意识，颇值一说。单就后者突出的比较视野而言，即是其在《诗经》诸多研究文献中具有突出辨识性和援引价值的创获所在。仅就我的观察而言，其综合调度的比较哲学、比较神学和比较美学三个维度，将《诗经》研究置于更深广的时空关系之中，不失为借经典向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

《从诗经出发》，雍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比较哲学：天命观的问题意识

尽管东西方的哲学比较早就已经形成，但作为学术概念的“比较哲学”迟至1923年才由法国哲学家马松·马尔色提出。随后，严复、胡适、梁漱溟开始从不同侧面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这大约是中国比较哲学研究的创始阶段。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比较哲学的定义才真正成为共识，即采用比较方法研究不同文化系统或不同时期的哲学，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雍也在《从诗经出发》中用力最勤、体虑精深的一篇，即全书第一篇：《天命观》。此篇系于该书的上篇，总名之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当然指向中西之间《诗经》研究璀璨若锦的喻意。“天命观”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我认为雍也这部作品里最显理论功力的代表和集大成。从方法论上看，显然是借助于传统文学的入口，而用了比较哲学的解法，最后达成问题的初步解决。当然，《诗经》中的“天命观”，并非雍也的首次发现和提出，但他在综合了罗新慧、褚斌杰、章必功等前人的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比较哲学的维度，和西哲的天命观进行比较的努力和形成的结论，确乎在《诗经》研究的维度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不要小看这一步。问题意识的形成，要经过无数次理论的冲撞和洗涮才能有微小的发现；而更难的还在于结论的形成，既要超越一般性的个人浅见和落入窠臼的无味重提，更要避免落入故作惊人之论、实质是狂人诳语或者呓语的不学陷阱。仅就天命观的比较哲学研究和结论而言，雍也的理论掘进虽然和大家圣手相比尚有距离，但以民科学者所掌握的文献以及最终结论的深湛而言，《天命观》一篇几乎可以说是《从诗经出发》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确立的孤高之作。

剖析其问题意识的形成和结论的形成，我大约可以梳理其比较哲学形成的心路，也可以说是理路：

一是《诗经》篇目的连类。雅颂诸篇中的政治属性，历来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但雍也却敏感地注意到这些篇目中的表述，“像散落在草丛里熠熠生辉的花朵，带着周人赋予的特别的气息。”将这些篇目连类，他发现了周人天命观的三重意涵。

二是对近世以来中国哲学家对周人天命观的幽光烛见进行了列举。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他们几乎就是在西方比较哲学概念提出的同时，对《诗经》中雅颂诸篇中的东方哲学“天命观”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这是雍也为最终驾驭比较哲学这个手段，为他的结论服务的理论关键和理论基础。

三是由此及彼、由内而外的理论推演。当《诗经》天命观的来源和形成愈益清晰，其意义的探求已然完成，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东西方天命观比较及其结论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之势。“西方也有天命一说。”看似波澜不惊的一句，其实是比较哲学在本篇中最为动人的一次桥接。基于此，柏拉图、希罗多德等西哲的哲学思想被拿来作为《诗经》天命观的阐释和比较对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比较哲学必然要指向哲学思想的异同之处。“中西两种天命观有一个共同点：人都受命于天，为其主宰。”但更多的还在于差异。所谓差异，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雍也比较哲学的结论：“西方天命观较之中国天命观，宿命论色彩重得多，而中国天命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得多。”此外，“二者建立的情感基础不同”“追求路径也不同”，这些不同，虽然属于典型的“拿来主义”，但谁又能否认，雍也在比较哲学视野下，“发现”的价值呢？

比较神学：咒语何以产生魔力？

在盘古至神农的漫长纪年里，中国和西方一样，都处于神话时代。东西方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同一神话时期，彼此经历了什么。大约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希伯来则流传着上帝创造世界、人类及万物的神话。在中国神话的地皇氏时期，埃及人在北非尼罗河三角洲建立埃及王朝，建都孟菲斯，并有文字，使用太阳历。这一比较视野，虽然放在比较历史的范畴下，但因为东西同处神话时期，也因此可以归结于比较神学范畴。

相较于比较哲学的成熟，比较神学在学术上还显“稚嫩”，或者说“年轻”，也因此显出其特别的朝气。雍也在《从诗经出发》里，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从《诗经》中一些比较不为人注意的篇目研究出发，通过爱情、美人等易于公众接受的话题探析，从而带领读者进入到比较神学的“年轻”学术之境，深得通俗引向雅致的学问探求和普及传播之法。

雍也引出的小诗，是《东方之日》。在主流观念里，此诗“刺衰”，写“男女淫奔”，故不宜大众传播。但雍也却在此诗中看到了爱情，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爱情咒。在印度《阿达婆吠陀》里，“要你爱我，永不离分”岂不就是《东方之日》里“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的爱情咒语？为此，他引用任乃强先生对“发”本意的阐释，认为不是历史上几成定论的“行也”或“言蹑我而行去也”，而是“猎人捕兽之机栝，践之则机发”，换言之，有“机关”意，这就更有“咒语”意味了。他还引证叶舒宪对南太平洋原始民族民歌，来考证这咒语中近乎巫术的部分。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歌谣源于撼动神明，祈祷神灵的语言”，所以，这样的神性咒语，大约脱不开神学的范畴。与之具有同样性质的，还有《何人斯》《巷伯》中的咒语。既然《诗经》中有咒语诗，那么，就存在爱情咒的可能。更进一步，这样的爱情咒，就能在世俗社会里产生感染人和影响人的魔力。

只是稍微遗憾的是，如果印度和日本的咒语诗和《诗经》里的爱情咒语，都指向神秘的东方的话，那么，比较神学的范畴，大概还缺失了美西从神话时代向传说时代过渡时代的咒语诗——它们大概率上应归结于神学范畴。

在另一篇题为《一个绝代佳人引发的“国际风云”》的作品里，雍也用同样基于比较神学的手法，来进行中西比较——当然，鉴于神话学和神学本质的差异，此处用神话学似乎更准确一些。雍也引用《诗经》中的作品，也是一篇不太为大众所熟知的《株林》，其指向可能更接近于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的神话学。夏姬的故事未保真有，但也不能说全是神话，和《伊利亚特》中的海伦一样，模糊的文字，往往塑造出一个个清晰的美人。夏姬其时，华西民族正处于自由无羁、天性无束的童年时期。两个美人的比较，其实是两种文化的比较，她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都清晰地指向她们背后的时代、社会和世俗认知。在希腊人看来，无论海伦的行为多么出格，她都是女神一般的存在，“为这样一个妇人长期遭受苦难，无可抱怨。”这与其说是希腊人的傻，不如说是他们对神性人物发自内心的膜拜。《株林》的出现和存在，不仅仅是要照出我们对夏姬的认知，更重要的是，照出我们在神话人物的心理认同上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

这样的比较视野，不仅让枯燥的“解经”妙趣横生，也能帮助我们通过借助《诗经》的阐释，抵向更开阔的文化空间。一言以蔽之，《诗经》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自我的过往，也帮助我们看到“他者”的过往。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诗歌怎样作为桥梁，如何帮助我们缩短了历史的时空。

比较美学：战争的大义与悲伤

如同一个圆满的环，《从诗经出发》开篇阐释比较哲学，其终篇则指向比较美学。作为一种美学思潮，比较美学从20世纪初开始确立，并受比较哲学等比较学科的影响而得到发展。雍也将《诗经》中关于战争的篇目拈出，并与《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进行比较，从而提炼出了中西大异其趣的战争美学，颇具手眼的同时，也从“血与痛”“歌与哭”的主题昭示中，显示了自己具有诗人气质的大义立场和人文关怀。

在雍也看来，《诗经》中对特定战争行为即正义战争的歌颂与认同的篇目，不仅代表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同时也理应受到广大群众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其称颂战争的道德之美、军阵之美、人格之美和情怀之美与人性之美，都是大义或者正义战争的东方美学构成。和《荷马史诗》中的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暴力美学”颇为不同。在雍也看来，“化悲痛为悲哀，化悲痛为悲壮，这正是《诗经》与荷马史诗呈现出来最大的美学之异。”

在指出中西战争美学的不同之后，雍也对《诗经》中这些关于战争的篇目的阐释，以及随后进行的美学比较，显然还需要指向一个更具体和深刻的思辨维度。在这部以学理性见长的著作里，我每每为雍也跳出逻辑严密的论证和推演，而发出基于比较视野下的哲思和提示而拍案——比较美学作为一种方法，终极的价值，正是这样超越一般性解经的哲思和提示——尽管它偏于强烈的个人旨趣，但我能想象，这样的个人旨趣，会引发相当多的共鸣：

“《诗经》与《荷马史诗》都有尚武精神，都有英雄歌颂，都有战争带来的伤痛，又有显著不同。我们的尚武是保家卫国型的，他们的尚武是进攻侵略型的；我们的英雄是道德正义型的，他们的英雄是武力搏杀型的；我们的伤痛因战争而起，因而反对战争；他们的伤痛因战争而止，因而拥抱战争……从战争观而言，一言以蔽之：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他们爱战争，他们爱远方。这里面蕴含着中西方战争文化的根本不同，甚至于是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相处之道的根本不同。这种根源性深层次不同，并未因时代发展、历史演进而消失，反而在后世之冲突一再显现，对此我们不得不察。”

这大约就是借助于比较美学让我们提升对《诗经》文本认知的最好的阐释。

当然，本书中的学理性维度，或许还不仅限于比较哲学、比较神学和比较美学三者，尚可发掘的，还有比较诗学、比较史学等细分学科。这样的比较视角，避免我们囿于一孔之见。随着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未来《诗经》的研究一定还有更大的掘进空间。《从诗经出发》不是第一个在比较视野下进行学理性阐释的文本，但它的比较哲学、比较神学和比较美学尝试，一定会在汪洋巨流一般的《诗经》阐释文献里，发出它独特的时代光芒。杜甫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诗经》的研究和传播是可以引入更为广大的文化天地的。雍也借助对《诗经》的阐释，或者说“从诗经出发”的真正命意，是倡导一种宽广的文化胸怀和历史眼光，从而让《诗经》带着我们，到达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