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四川宜宾，金沙江最下游的两座城市，江段合计超过570千米。

“金沙水拍云崖暖”的金沙江，流经昭通市的巧家、鲁甸、昭阳、永善、绥江、水富6县（区、市）后，再经过宜宾市的屏山、叙州，最后在翠屏区三江口与岷江交汇，汇成长江。

这两座城市，因“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这句脍炙人口的两地谚语，相连甚深。“同饮一江水”的两地，在金沙江持久的润泽下，彼此交相辉映，流“金”淌“银”。

南丝绸之路千年荣光

“要讲述宜宾与昭通的渊源，以‘秦五尺道’开篇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必须要说的故事。”云南日报社驻昭通分社社长、高级记者蔡侯友说道。

在昭通市盐津县和宜宾市高县，各自有一座同名的关隘——石门关。

盐津石门关（今豆沙关），汇集“五道并行”图景。五道，指秦五尺道、关河（金沙江支流，也称横江）水道、内昆铁路、昆水公路、水麻高速，它们交汇于此，又互不干扰，如今成了“一眼两千年，五路跨雄关”的打卡胜地。

昭通境内古五尺道

高县石门关，宋置石门寨，元设石门铺，明代四川巡抚曾省吾率军征剿“都掌蛮”后，班师经石门关，写下“石门不容轨，聊舍车而徒……”的五言律诗；清代楚蜀水陆兵勇布政使刘岳昭围剿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胜利后，在石门关凿壁题刻“勒愧燕然”……

古人功过有待商榷，但留下的“石门题刻”，如今已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两座石门关，其最初的源头，均指向诞生自两千多年前的古老通道——秦“五尺道”。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因修筑都江堰而余荫后世、名垂千古的蜀郡太守李冰，承担了修筑从巴蜀通往古代云南道路的重任。他以今天的长江首城、中国酒都、名酒五粮液的故乡宜宾为起点，向南开山劈岭，朝着昭通方向的乌蒙高原深处挺进，历史性地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出一条连接中原与云南的“窄路”，后被拓宽成最多不过五尺的“五尺道”。

在“五尺道”的基础上，汉“南夷道（唐蒙道）”、唐宋“石门道”、唐至明“茶马古道”，以及清代“叙（宜宾）滇官道”和民国“叙昆大道”，这些古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中，共同组成了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的“大国之道”——南方丝绸之路。

自诞生之初，南方丝绸之路即周流物华天宝、飘洒文明花雨，不断书写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史诗传奇。可以说，这条“大国之道”，开启了世界多元文明交往、和美共生的先河。

昭阳古城一角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两大重要驿站，昭通和宜宾均因此成为了川滇黔商贸重镇，两地大量出土的各时期陶俑、画像石、石棺、钱币等文物，充分反映了其在两汉时就已处于中原与西南、川滇商贸文化往来的交汇点，尤其是在清中叶至民国时期达到顶峰。

清末民国时期，两地“会馆之盛”，可窥一斑。

昭通的昭阳古城，有“会馆之都”的美誉，在清末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先后在这里建成了川地庙（成都会馆）、陕西庙（西安会馆）、雷神庙（江西会馆）、妈祖庙（福建会馆），以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馆等15个规模宏大的会馆，形成了丰富的清代中国古建筑群落。

《昭通县乡土志略》记述：“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厂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骈。秦楚赣粤，工贾群进。苏松梭布，填塞路径。百货云集，任人贩运。”

宜宾的三江口老城区，也在清末民国时真正成为了“水陆交汇、贸易四达”的“三省通衢”之地。云南大量的土特产品和铜矿经过航运和马帮被运至宜宾，四川的蜀锦（丝绸）、棉麻、药材、盐、酒等经宜宾被贩运至云南，让其成为川南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商贾云集，商肆林立。

宜宾滇南馆

据《宜宾市志》（1992年版）载：宜宾城区的茶叶年交易达100000担（1937年）、山药年交易达88300担（1937年）、草席年交易达27500张（1949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仅仅在城区金沙江南岸的青草坝（今下渡口）一带，马店就有12家，每天宿马上千匹。由水运（包括陆运）、水码头发展而来的水码头文化（大江文化），成就了宜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商业文明，正是“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所描绘的真实写照。

“滇铜甲天下”与“川酒甲天下”

金沙水拍，乌蒙铿锵；大江东去，诗酒风华。

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发展，古道的马铃声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历史会一一铭记过往的风华，特别是在金沙江的润泽下，昭通、宜宾流“金”淌“银”的千年交响。

昭通，古称朱提（shū shí），先为山名，继为县名，再为郡名，后为银名（朱提银），由此积淀而成了朱提文化。

在昭通朱提山开采的银矿，成色好、质优，被称为“朱提（shū shí）银”，成为汉代一种白银的名称。现位于鲁甸西南龙头山（古称朱提山）的乐马厂就是滇银的主要产地之一。在古代，朱提所产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原，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写下“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的诗句，可见古时“朱提银”在全国使用之广。

昭通不仅有银，还有铜，是滇铜的主产区之一。

明清时期，云南产的铜占全国的80%，有“滇铜甲天下”之誉。特别是清乾隆以来，滇铜成为执行铜本位的大清政府铸造货币的最主要原料来源，在来自日本的“洋铜”输入逐渐断绝之后，滇铜就几乎成了铸币材料的唯一来源。

清代铸造铜币，不是在产地，而是在京城，由此也产生了“滇铜京运”这一跨越万里、关乎清代“铜政”命脉的史诗级物流转运。

水富港（刘伟 摄）

在现代交通工具问世以前，水路运输是大规模运输中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清代，滇铜运输大体通过石门道、金沙江水道（黄草坪）、罗星渡（宜宾珙县）、镇雄奎乡路四个方向的路线，贯通整个昭通大地，但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均以宜宾的长江黄金水道作为中转，然后顺江而下，至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城。

“滇铜京运”，支撑了清代近乎半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其中，金沙江水道因太过险峻，没有完全成功开通，但在乾隆年间也曾一度承担了大约一半的滇铜转运任务，其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昭通“朱提银”、铜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川滇药材、盐等各类特色商品的转运，催生了城市的繁荣，进而造就了宜宾酿酒的兴盛。在宋代，宜宾的酿酒业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据宋代《熙宁酒课》推算，北宋时宜宾的酒课是5000贯，年产量达到了522500斗，年耗粮37500石。

宜宾，这座有着4000多年酿酒史的酒都，在中国数千年酒史长河中从未缺席，是中国最早进行大范围白酒生产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多粮浓香型白酒发源地，历代名酒辈出。其中，作为宜宾名酒的佼佼者，五粮液这杯传承逾千年的“大国浓香”，生于斯，长于斯，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酒都宜宾的五粮液“十里酒城”

俗语有云，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白酒产业，对地方经济尤其是政府税收的贡献十分巨大，被很多人羡慕地称为‘液体黄金’。而宜宾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酒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宜宾市作协原主席周云和说。

“水为酒之血。”作为典型的“地域生态资源特色产业”，白酒生态酿造对于所在区域的水质、土壤、空气、气候及生物多样性“五大要素”，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和极其严苛的要求。

酒都宜宾，三江汇流

水拍云崖的金沙江带着青藏高原古朴原生态的文明，碧波荡漾的岷江携天府之富饶、古蜀文明之灿烂在宜宾交汇成长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座“酒都”的礼物。这座有着600多条大小溪河的城市，在水的润泽下，造就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霜雪稀少，雨水充沛，生物丰富多样，地处被联合国教科文及粮农组织誉为“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

宜宾黄黏土

三江汇流携带的硒、钙、钠、镁、磷、氮等二十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为白酒的酿造带来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特别宜宾的弱酸性黄黏土，含有镍、钴这两种微量元素，在其他白酒产区极为少见，成为五粮液生产筑窖和喷窖的专用泥土，微量元素丰富的泥土非常适宜各种酿酒微生物生长、繁殖，进而形成庞大的厌氧菌群，这些看不见的“酿酒工人”，昼夜不息地酿造着五粮液优质的浓香美酒。

同时，“水陆交汇、贸易四达”的宜宾，为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打开了宏阔视野，形成了当地人敢于拼搏、善于闯荡大江大河的性格，孕育出了“汇江向海”的城市精神。

这种精神，使得宜宾酿酒人视野开阔，喜欢尝试。起源于非洲的高粱、西亚的小麦、美洲的玉米，沿着“丝绸之路”、跨过海洋，顺着河流进入中国，又辗转来到宜宾，经过不断的调和优化，成为酿造美酒的原粮。

酿造五粮浓香美酒的五种粮食

一代代五粮液酿酒匠人，通过无数次的尝试、调和，最终向世界献出首创的、科学的“五粮配方”，将发源自世界各地的高粱、小麦、玉米，与源自中国的水稻、糯米相结合，交融出“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五粮美酒。

五粮液发于唐、兴于宋、精于元、成于明、得名于清，“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从唐代“重碧酒”到宋代“姚子雪曲”再到明代“杂粮酒”，清代得名“五粮液”，一脉相承逾千年，谱写“大国浓香”的传奇，成为中国白酒的典型代表。

其传承逾千年的五粮酿造技艺，绝不仅仅是五种粮食的简单聚合，而是取高粱产酒清香味正，大米产酒醇和甘香，糯米产酒纯甜味浓，小麦产酒曲香悠长，玉米产酒喷香尾甜，通过漫长的探索实践，最终“荟萃成醇”，将五种粮食的风味融合为一，又使每种原粮的优点得以充分激发。

一杯五粮美酒，蕴含天地精华，荟萃世界风味，从三江汇流地出发，飘香千载。

（四川经济网记者 杨波 候云春/文 赵旭东/图）